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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停学能否推动学校向好发展?

帕特里克·库克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 2021-05-25


停学能否推动学校向好发展?


帕特里克·库克·迪根

 2020年5月20日

 


新冠危机已经让美国超过124,000所学校关闭。大多数学校将一直关闭到明年秋天,其中许多学校可能会经历全年停电。自一个世纪前美国义务教育兴起以来,即使是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期、二战期间或者是9•11事件之后,学校也从未过如此程度的停学。

 

  


老师和学校正在尽最大努力适应不熟悉的新领域。网上Zoom课堂,异步线上学习和脸书(Facebook)课程纷纷进入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然而,当学校重新开课时,将会发生什么?是否会像一位教育家说的那样,这段停学期仅仅只是一个“漫长的雪日假期”?或者,这些经历将从根本上改变“上学”的本质?


主流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指出,大规模社会变革大多发生在危机之中或危机之后,比如,二战后福利国家在欧洲出现,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于大萧条时期。


特别是从美国教育体系来看,内战促使中学教育大规模普及。几十年后,二战后实施的“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使美国的新阶层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了高等教育格局。


新冠疫情无疑是一场大规模危机,因此蕴含着在教育领域发生社会变革的契机。


我相信,从“更好的未来”这一角度出发,新冠疫情可能将通过以下五种方式改变学校的未来。

 

01.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情感学习(SEL)的机会



疫情期间,标题类似于“如何帮助学生驾驭社会情感过山车”和“在新冠危机中学习SEL”的文章的数量激增。


  


由于日常课程因疫情而中断,SEL已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明尼苏达州的一位老师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在这段时间里,SEL工作并不是加到教育工作者盘子里的额外的东西(增加工作量),它就是盘子本身。”


人们普遍认为,学生们正苦不堪言,我们必须更多关注他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当回到学校,师生将不得不处理关于学生父母的失业、与家人共处的艰难时光以及这场危机将如何影响大学前途的问题。如果学校恢复正常运行时,这项工作没有得到优先处理,学生们会感到学校真的不懂他们,也不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创立并正在运营的寻路者项目(Project Wayfinder)专攻SEL,提供旨在支持年轻人培养目标感的课程。目前,因为学校准备明年疫情结束后返校,所以对我们服务的需求激增。敏锐的学校管理者已经在考虑如何确保其员工做好准备,以满足学生在疫情后的情感和心理需求


这正是全国各地学校领导心之所念的,包括达拉斯IGNITE中学的创办校长迈克尔·盖尔斯(Michael Gayles)。“IGNITE是一所优先考虑学生的SEL需求的顶尖学校,”


盖尔斯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意义、归属、联络、情绪健康,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学生的这些基本需求的重要性危机将会过去,但我希望所有学校领导者都能够优先考虑这些需求。”


我与盖尔斯一样,希望这项工作不是选择框的选项或临时的危机管理措施,而是真正将SEL融入到教育体系中。


02.提升教师的优先权


  

当然,这场危机也给老师带来了沉重打击。新冠疫情期间,耶鲁大学情商中心对5,000名教师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描述自己每天最频繁感受到的三种情绪。被票选出的前五大情绪分别是:焦虑、恐惧、担忧、不知所措和悲伤。到目前为止,焦虑是这项研究结果中最常被提及的情绪。


 


可悲的是,耶鲁大学情商中心2017年在没有新冠疫情时的研究结果与这次的发现非常相似。研究表明,那时的教师们几乎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前五种情绪分别是沮丧、不知所措、心力交瘁、疲惫和快乐。


感受不到来自管理层的支持,是教师们沮丧和焦虑不安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面临如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应对高风险测试、不断变化的课程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的挑战。

 

当我们隔离在家时,父母现在必须为困在家里的学龄儿童们扮演起老师的角色,同时,新闻也每天都在报道老师在远程教学中所面临的挑战。


由于重新认识了授课所需付出的代价,家长们对这些他们以前不太重视的工作油然生发了尊重

 

03.发挥老师的教练和指导作用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老师(包括K12和大学)都一致认为:他们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人际链接。由于疫情的原因,老师和学生之间通过短信、Facebook Messenger或Zoom进行一对一沟通的频率明显增加。



这种情况在富裕的学校比贫困的学校更常见,即便如此,这种情况表明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而这种关系囿于学校正常日程的限制,即便有可能,在之前也很难形成。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教育工作者应该被培训成导师和教练,而不是知识传授者和纪律人员。那么,这两种角色究竟有何不同呢?

 

一方面,导师会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内容,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为学生提供支持和鼓励,而不仅仅是让学生遵守纪律或完成课程。我认识的许多老师都在与学生们分享他们个人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故事,这有利于增强了师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理解。

 

指导关系始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双向关系,不同于经典的师生关系中由教师到学生的单向传递。我认识的大多数关切学生的老师进入教育行业主要是为了建立师生关系,然而事实是,学校(尤其是是高中)的架构没有给老师们机会,或者使他们忙于其他课外活动。

 

这些年来,诸如BPL(Big Picture Learning)等意在促进指导关系的创造性学校模式突然出现。学生与一位“顾问”多年紧密互动,该“顾问”会与每个学生及其家人一同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学生们还可以去社区组织和企业中实习,在探索职业生涯可能性的同时与导师建立联系。


多项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并增强他们的自我成长与人际交往能力,例如协作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投入

 

为什么这些都会发生在这场危机之后呢?因为老师和学生们意识到了一对一关系的价值。


与在学校中缺乏机会不同,教师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从而可以有意地促进这些关系的发展。这场危机对工业化时代的内容优先教育模式产生了冲击,并且正因如此,父母、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对师生关系给予了更高的重视。


04.增强学校和教师的自主性,减少自上而下的要求



由于疫情期间实施居家令,联邦和许多州都降低了年末测验的要求。其中很多测验,虽然设计欠佳,但为了对学校强化问责以及缩小有色人种学生在公平上的差距,实施这些公共政策措施也是出于好意。


然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生效已经15年多了,寥寥无几的证据能证明这些测试使得以上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得以实现,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其能真正有助于学生学习教材。

 

大多数学校领导反感这些测试,教师们离职也主要是因为此,可是学校在每学年还是会花大量的时间来备考。那么,如果我们能借此契机,废止大部分测试,找到其他测验能力的方式,在学校腾出时间开展更切实的学习呢?我可以想象到各州、各地区和和联邦政府对这些测试暂停多年,使得反对测试的政治意愿得以树立,以及学校和地区能够更有效地分配时间。

 


“疫情爆发给教育带来了独特的机遇。150年来第一次,我们要颠覆工业化教育模式。
——凯蒂·巴尔



芬兰有世界上最高效高产的高中系统,我们可以借鉴它的经验。在芬兰,学生的学业生涯只有一次测试,教师拥有更多自主权,布置的家庭作业更少,但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考试成绩却比美国学生高

 

05.增加学生的选择和自主权



由于学校不再朝8晚3上课,问责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没人可以再用同样的方式要求学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并记录学生的迟到情况。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


 


有人会说,这种转变是件坏事——“如果看不到到学生的举动,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学习呢?”或许这是我们重新思考与学生学习有关的问责制和衡量标准的契机


一项引经据典的研究表明,有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汲取知识的效果最佳

 

由于新冠疫情,对像Outschool(网课平台)这样的程序的需求增加,学生们在线上参与老师的小班授课。


当然,这一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居家令和远程学习的需要,但Outschool有两个要素:一是老师想讲课,二是学生想听课。也就是说,对于此类课堂,双方都需要更多的内在动机以达到更佳的效果。

 

疫情期间,我认识的很多老师在教学方式上都更加自由。凯蒂-巴尔(Katie Barr)说:“在这一时期,教师有机会探索在线教学平台,重新思考学习目的,通过活动设计让学生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其中。”


巴尔是圣塔罗莎市(Santa Rosa)一所拥有2000名学生的综合性高中——玛丽亚-卡里洛(Maria Carillo)高中的校长,在这段时间里,她给了老师们更多的自主安排空间

 

巴尔长期倡导高中制度要有更多的革新,但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变革往往极具挑战性。我认识的另一位高中校长说,经营一所高中如同驾驶航空母舰:迟缓而不灵活。


但疫情让从我们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的制度。巴尔说:“疫情给教育带来了独特的机遇。150年来第一次,我们要颠覆工业化的教育模式。我们被赋予了学习的天赋,是因为我们想学,而非必须学。”


一旦居家令解除,在偏传统学校就读的学生,可能会对重返自主性较差的学校模式感到不安,并尽力争取更多的学术自由。此外,教师可能不愿同之前一般遵循固定课程安排。


危机中孕育破坏和创新,而且往往会创造出在危机前可能但不可行的未来。换句话说,人们一旦接触到不同的事物,往往就很难再把新知的精灵塞回瓶中了。 


由于美国的学校政策是分散化的,所以学校的应对措施和可能的转变很有可能差异巨大。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州、区、校,甚至是不同的校长都会有不同做法。


不幸的是,许多学校,可能是大部分,或多或少会重回旧路。而剩下的学校,也许我们能从中看到根本的、前瞻的转变,播下需要数十年才能长成的种子。


我衷心希望,二十年后回首时,我们在和孩子一起欢笑时可以告诉他们:“是啊,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确实是这样做的……我知道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但疫情促进我们做出了改变。”


也许我们应该要开始进行学校设计和汲取经验了,为学生的未来做准备,而不是让他们重回过去。


如果说有已有催化剂来开启了变革,我们正身处其中


关于作者



  帕特里克·库克·迪根


 Patrick Cook-Deegan寻路者项目(Project Wayfinder)的创始人和总监。他是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Stanford's d.school)在2015-2016 年的教育创新研究员,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毕业生,前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


备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全文: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英文全文,或复制以下链接到浏览器。
https://greatergood.berkeley.edu/article/item/can_the_lockdown_push_schools_in_a_positive_direction



国内部分学校已经开学,作为老师或者家长,您认为疫情对教育将会有哪些长远的影响呢?欢迎留言互动~


本文发布于网站GGSC上(Published by the 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 at UC Berkeley ) ,经网站授权翻译和发表,翻译者是来自积极英语俱乐部1期共学营的小伙伴们。


积极英语俱乐部旨在将国外最新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与资讯引入中国,以飨中国积极心理学爱好者,给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助力!




策划 | 满凯艳

审校 | 满凯艳

者 | 子渊、周湘菲、杨茜

校对 | 陈梅、汤舒然、吴于勤

校对 | 湛诚情、满凯艳

排版 | 湛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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